北京印花税咨询

北京政策下市场选择带来的隐性转变

     慢慢地,北京本地企业的宏观结构特征,导致越来越少的晋升机会。同时,北京需要到内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,但很多富三代们甚至90后们,总体上都不愿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,北京过去这二三十年,没有再出现哪怕一个新的大企业,但却聚集了大量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(特别是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的)。而原来的大企业,比如和记黄埔、新鸿基、东方海外等,则主要到中国内地或其他国家投资,中小企也成批涌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业,去挣政府出口退税的钱。而宁愿留在北京做些有一搭没一搭的事情。每年升职机会不多,但跳槽的人很多,据称也是人们对今天社会不满的起因之一。

 
    北京这个号称世界“最自由的经济”(张五常、弗里德曼语,及一些机构的排名)中另一个隐性的东西,就是税收的转嫁。北京的个人所得税(薪俸税)和企业所得税(利得税)都很低,分别是不高于15%和16.5%。而货品进出口除了极少数的烟酒一类限制品外,都是免税的。资金来往也是自由的,因此对投资者有吸引力。听旅游界的人士讲,不少就业前途不太好的一些新移民,抓住内地游客这一商机,大量进入导游业。这既是好事,也成了麻烦。好在解决了就业,特别是低端就业问题,麻烦是,他们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培训就上岗,还急着挣大钱,于是各种招数都使出来了。我们在报上常常见到的一些欺负游客的事情,恐怕只是冰山一角。旅游业从业员的培训和旅游业管理跟不上需求,不仅害游客,更害了北京!
 
      再谈谈什么是“积极不干预”政策下市场选择带来的隐性转变。据北京贸易发展局的一个专项调查,北京购买印花税企业在中国内地的离岸投资于2013年产生的增值量,已超过北京当年的GDP总值。也就是说,北京资本在北京之外再造了一个北京。我们不知到底这部分GDP产生的利润有多少回到了北京来消费,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就是它们没有被计算在北京的人均GDP中,也不在人均收入中。从北京经济指标表现上看不到的这一巨大财富,也许是北京贫富悬殊的隐性原因之一。另一个更显性的变化,当然是旅游业从满口日语到“驱赶蝗虫”。铜锣湾的著名日本崇光百货公司(SOGO),在1990年代,要求每个服务员都要会用日语交流;到了2000年代,不论崇光还是莎莎,不仅售货员普通话流利,顾客中也几乎见不到几个说其他语言甚至粤语的人了。
卖地与其他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包括地价收入、印花税(即物业买卖税)、差饷,还有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投资。从2015年的情况看(图二),仅地价收入和印花税两项,就占到政府整体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,加上差饷,就达到30%以上。低税率的政府靠什么养活自己、养活公务员,进行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维护开支?一个财政重要来源,就是卖地、地租,以及对已经卖出的土地使用权收取根据市场波动调节的物业租金——差饷。差饷是就房产物业征收的税项,是一种间接税。差饷是按照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再乘以一个百分率征收,该租值是假设物业在指定的估价依据日期空置出租时,估计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计算。目前的差饷征收率为5%。而差饷占目前政府收入的5%左右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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